其次，注意调查研究，掌握部队思想情况。调查研究是了解实际情况，集中民意，发扬民主，科学决策的基础和前提。毛泽东特别注意了解部队广大基层指战员的思想状况。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本人就反对李德那一套所谓正规军作战的军事指挥思想。他也从战事步步失利所接触的红军干部战士那里，了解到从红军高级指挥员到连队战士对李德瞎指挥的批评。正确代表最广大群众的心声和根本利益，正是民主的核心和关键所在。这是开好遵义会议的群众基础。

再次，据理力争，赢得最大的理解与支持。毛泽东不但作别人思想工作，动员他们起来反对错误的军事指挥，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鲜明的观点和主张。

问：可否结合具体例子谈一下？

张：具体表现在遵义会议前的湖南通道会议、贵州黎平会议和瓮安的猴场会议等三次重要的会议上。在这三次会议上，毛泽东都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坚决反对错误的军事指挥。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在这里紧急召开临时会议，吸收毛泽东同志参加，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在会议上，毛泽东反对李德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因为此时蒋介石已在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重兵。毛泽东主张避实就虚，转兵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与会人员尤其是周恩来同意并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红军于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县城，18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反对李德、博古提出进入黔东的意见，主张深入贵州腹地，到黔北遵义一带创建新的川黔边根据地，再次得到与会同志的赞成；1935年1月1日，中央在瓮安县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否决了李德、博古仍想返入湘西的意图，同意毛泽东等人的主张，执行黎平会议决议，立即北进抢渡乌江天险，占领遵义城等。

李德的意见屡遭否决，十分恼怒。通道会议上，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决而提前离开会场。黎平会议时，李德因病没有参加会议，但托人把他的进军黔东、进而进入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意见带到了会上。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议的译文给李德看。李德大怒，还质问周恩来，两人用英文对吵起来。周恩来也十分气愤，用手一拍桌子，桌上的马灯被震得跳动起来，灯也熄灭了。在猴场会议上，还决定今后军委的作战方针等军事决定，必须向政治局会议报告。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以往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还要指出的是，这几次党中央召开的会议，始终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军事问题及行军方向不再是由李德代表“三人团”一人作决断。通过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使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以采纳实行。这正是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组织和制度的保障。

毛泽东进入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班子，体现了党心军心的最大意愿，这是遵义会议最大的民主体现。正是这一民主的结果，使遵义会议成为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重大历史转折

问：具体到遵义会议的开会过程，据我了解，有关史料不是很多。您是怎么得出遵义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坚持了民主集中制这一结论的？

张：确实，关于会议的具体情况，除了会后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外，至今我们没有看到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但是通过现有资料，我们仍然可以判断：会议充分发扬民主，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成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