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楚雄州原州长杨红卫涉嫌吸毒、受贿、生活腐化，被开除党籍一事，再次引发人们对干部德的关注和思考。干部之德屡屡出问题，人们不禁要问，像杨红卫这样道德败坏的人，能藏身官场不被发现，干部之德究竟该怎么考?

平心而论，相对于考量干部的才而言，要考好干部的德，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德具有隐蔽性、复杂性的特点，既难看得见，又难摸得着。从多年来查处的“杨红卫们”身上，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人都是官场上的高级化妆师，把才的光鲜面充分放大，把德的丑恶面蓄意掩藏，以假德乱真德，蒙蔽组织，欺骗群众，因此往往得以“带病提拔”，蒙混过关。

尽管人们并不否认官员德的重要性，甚至对官员的德有着比一般公众更高的要求和期盼。但在实际工作中，对于德的把握却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对干部德的考量也是远远不够的。一曰失之于软，缺乏硬性指标，对德的考评是附带性的，似有却无，说无却有，考核结果往往得不到真正运用;二曰失之于空，标准宽泛，大而划之，千人一面，以政治素质高、思想品德好等标准语言一带而过;三曰失之于弱，没有突出干部德的特殊规定性，把一般的职业道德要求作为干部德的要求，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干部的政治品德、个人私德等更高要求;四曰失之于虚，肯定的多，否定的少，没有真正考出德的不足来，即使有时考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大多是个人性格、工作作风方面的，往往无关痛痒、不伤要害。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实际上德才分离、重才轻德、以才掩德、甚至因才废德的情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翻看历史，其实我们并不缺乏重德的文化和传统。古人甚至把官员的德放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来认识，认为“德，国之基也”。但认识归认识，囿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古人对于官员德的考量方法和手段却是十分局限的，远不如其关于德的价值的阐发对今天更具有启发意义。

西方社会和公众对公务员和政治人物的德也很看重，政府大多通过立法等形式对公务员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作出明确规定。我国香港也有“公务员品行总则”，提出了比法律要求更高的道德标准，规定公务员不得有任何令人怀疑公务员队伍是否公正，或令政府声誉受损的活动或行为，否则将受到纪律处分。但无论西方还是香港，在公务员德的正向考量上，似乎也没有太多好的办法，倒是广泛的社会监督和无所不在的舆论监督，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反向考量作用。失德行为的被频频举报或曝光，无形中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道德防线，受到了警示教育的奇功。

今天我们之所以觉得考德难，问题在于干部的德看不见、摸不着。要让干部的德看得见、摸得着，最可靠、最行得通的办法就是坚持走群众路线。要把群众作为放大镜、显微镜和“照妖镜”，利用群众的眼睛来察德，参照群众的标准来评德，借助群众的智慧来树德。只有群众参与了，把干部的德置于群众的众目睽睽之下，任何失德之行、败德之人都是难以藏身的，德的考实考准才会有根本保证。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如何让更多的圈外群众参与而不是少数圈内人参与，如何更好地发挥群众的反向监察作用而不是依靠个别部门的常规考察。解决了群众参与的问题，考好干部的德，至少可以说成功了一半。

近年来，不少地方在考量干部的德上，可谓煞费苦心，不断增加程序、细化指标、层层加码，用量化的办法来考量干部的德，导致指标体系和考量程序日益繁琐，而量化结果并不能准确反映干部德的实际，难以让干部群众信服。事实上，人的德行纵有高下之分，但究竟高多少、下几分是难以简单地用数量来论定的。因此，不妨把量度的标尺交给群众，即使少了一些繁琐的工具和程序，得到的结果恐怕反而更接近干部德的真实。 (作者单位：江苏省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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