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年，《第一财经日报》北京分社记者傅桦应邀前往长春龙家堡机场采访并撰写批评报道。两年后，吉林警方来京将傅桦带走，傅桦涉嫌收受4万元贿赂，本人则称只拿了一万五。（《京华时报》5月13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众对媒体的普遍期待，对媒体的依赖程度，没有什么时候比之当今这个信息化时代更甚。作为普遍印象中正义的秉持者和良知的守护者，媒体的社会担当，在一个因于社会变革而带来诸多问题的时代，无论对于整个社会，还是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其意义都不言而喻。周老虎的假面具被揭穿，黑砖窑的幕后黑手们受到法制的惩处，躲猫猫事件的真相大白，网民的力量显然无法忽略，但作为民意表达的基本阵地和平台，媒体的作用却反复被证明是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越来越为人们所依赖。

　　与政府公职人员的专权滥权同样，媒体、媒体从业者的良知丧失，从道义上讲，哪一个我们都无法宽恕。但显然，比之政府公职人员专权、滥权行为，媒体和媒体从业者良知的沦丧，则更让我们无法接受，也更难为一个法制、良知的社会所容。

　　问题很简单，公权力的滥用，从来不是什么稀罕事。而从社会普遍的认知上来分析，媒体良知恰恰是社会公众借以与专权行为对抗的唯一最好武器，是社会力量制衡、约束权力的最好途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你自家养着狗为了看家护院。可是盗贼来了，狗非但不追盗贼，却反过来咬你一口。难道狗不比盗贼更可恶，更让人窝火吗？

　　媒体从业者之所以为社会公众所信赖、所依赖，就在于其对社会良知义无反顾的坚守，对真相和真实的坚决护卫。就事论事地讲，记者傅桦披露了机场的安全隐患问题，本该受到我们的赞许与拥护。但是我们看到的基本事实是，当事人傅桦已经知道张广涛与张军之间的个人恩怨，并且在采访的事实中，接受了一方的财物。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不得不对媒体人傅桦本人的品质表示怀疑，对其作为媒体人的基本职业道德与操守提出质疑。

　　基于个人恩怨以及利益的驱使，这样的报道，即使完全实事求是，但也很难再激起掌声。因为一个很容易被关系和利益所左右的媒体人，我们很难保证其不会在利益的诱惑与人情的左右下，做出为虎作伥，与民心、正义、法律、真相完全背道而驰、颠倒黑白、搬弄是非式的报道来。甚至与专权、滥权行为彻底勾结起来，完全站到社会公众的对立面去。（刘长锋）

（责编：刘宝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