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媒体传出，江西抚州唱凯堤决堤6日后，已基本合龙，被淹没的地区已开始逐渐排水，安置在安全地区的灾民回家生产自救指日可待。

这真是个好消息。尽管灾后重建的工作还异常繁重，但正如中国一句俗话所说的那样：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人还活着，坚韧勤劳的中国百姓总能在一次次灾难后站起来。在

洪水冲垮堤坝淹没村庄的这些日子里，新闻报道出来的一个现象久久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难以释怀：一些农舍被淹没了一层楼，房屋主人特别是老人任凭政府抢险工作人员及亲人如何规劝，守在未淹没的二楼或三楼，和家里的牲畜相伴，就是不愿意撤离。品读这一现象，苦涩之余，或许还能引发对现代社会政府权力、责任的深层次思考。

对某些宁愿冒着洪水上升、房屋倒塌的危险而不愿意撤离的老人，我以为不能简单地以“固执”来概括。长期在某种环境下生活的正常人，做出某些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决定，一定有其合乎逻辑的理由。理论上说，生命是无价的。而绝大多数正常人，对自己的生命是珍爱的。但在现实中，一个人在利益和风险之间，总会有一番考量，有时候考量的结果是残酷的，比如世上以命博钱的事有人干，矿难那么多也挡不住穷人加入矿工行列。对灾区的农民来说，房屋以及房屋里那些城里人看来并不值钱的家当，比如几头猪牛，一台电视，甚至一张饭桌，却是这一家辛辛苦苦劳作得来。有人宁愿冒着一定的风险来守护这些财物，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灾区人民对并不值钱的财物过分看重，只能反衬出民生的艰难，这样的情形令人心酸。

那么，面对不愿撤离险地而留在洪水中看护财物的居民，当地政府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主权在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员是“公仆”而非“父母官”的理念在现代社会，是无人能否定的。那么，除了公共事务根据法律授权政府可以做主外，对某些居民不愿意撤离险地这样无碍于其他人利益的私人选择，政府除了劝说之外，是无权强制他离开的。古代的官员是“父母官”，而百姓是被其看管、教化的“臣民”，这种政治逻辑赋予了官府“大家长”的权威和职能。家长总是为孩子好，家长可以采取强制的手段将其强行带离危险区域。这是作为监护人的一种消极的权力，而在中国、韩国等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国家，监护人消极的权力又能衍生出一些积极的权力，以为孩子着想的名义让他干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如学钢琴上奥数班等等。但我们知道，家长之所以有这种权力是因为首先他是监护人，其次孩子未成年，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即便如此，家长以善良美好的主观目的为理由过分干涉孩子的生活，在现代社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现代政治民主制度下的政府，显然没有权力当人民的“大家长”，否则的话，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有血缘关系、人伦之情存在的父母和孩子之间，家长以 “为孩子好”为名滥用监护人权尚且导致了不少的悲剧，可以想象如果政府及其官员以“为老百姓的福祉”为借口，从而理直气壮地强行“替民做主”，结果一定是公权力被滥用。

但在今天的中国，这种纯理论推演往往是在现实中行不通的。因为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中国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权力是上级授予的，那么自然他们首先要向授予其权力、可以决定其升迁的上级部门负责。而中国地方治理也是遵循这种授权逻辑，从上到下一级管一级，“一票否决制”就是这种治理模式的典型体现。那么在这样的模式下，上级对下级的掌控，一定会有刚性指标，尤其在非常时刻，如洪涝灾害面前。而刚性指标是难以穷尽复杂的现实状况的。如为了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防止地方官员玩忽职守，在大堤垮塌这样的灾害面前，最大限度降低伤亡率几乎是每一级政府的共同追求。“不能死人”或者“尽量少死人”一定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如此，面对死也不愿意撤离家园的灾民，具体办事的官员是尊重灾民“自由选择”还是为了自己的官位当一次 “家长”将其强行带离呢？

如何让地方政府从这种“两难”中脱身，关键是把评价地方政府、决定地方政府官员命运的权力交给当地的居民。如此，那些死也不愿走的居民一旦自身利益和安全受损，在民意机构面前当地政府是可以免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