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红包”问题只归咎于师德沦丧，对教师并不公平。“红包”背后其实是博弈理论中的囚徒困境。

又到教师节。每年此时，社会公众不会忘记对劳苦功高的教师们致以感谢和问候，但作为添头，又似乎总少不了关于“红包”的话题。

这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么些年来，尽管大家都知道给教师送红包不正常，尽管相关部门也少不了一禁再禁，但似乎收效不大。一到重要节日，大大小小的网络、论坛或者QQ群里，或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周围，总会有人“固执地”在打听：要不要送？送了吗？送多少？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家长给老师送礼表示谢忱，自古有之。据说孔子说过：“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脩便是拜师贽礼。但是，古人的束脩其实相当于现在的工资。而其他零星谢意，一者是主(学生家长)宾(教师)融洽的见证；二者只限于鱼肉之类家常实物。社会诟病的“红包”，显然并不在此列。一者教师已经享受了法定的工资；二者，直接诉诸金钱的“红包”，已经超出了普通的“略表寸心”的范畴。而更大的区别，则在于“主宾”双方的心态。

对于红包，家长处于“送”与“不送”的两难，尽管深恶痛绝甚至口诛笔伐，但是，一旦事关孩子的前途，则免不了“投鼠忌器”。他们不敢相信教师的无私公正，宁愿相信自己业已被扭曲的社会经验：既然送礼在其他行业通行无阻，那么教育行业自然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借着节日或特定事由明目张胆地敛财的教师，其实只是极个别。更多教师则面对着“收”与“不收”的两难。面对家长勉强但又顽强的“红包”攻势，似乎却之不恭，收下反而是解决问题的方便法门，但这种选择又进一步强化了家长的判断。

因此，把“红包”问题只归咎于师德沦丧，对教师并不公平。“红包”背后其实是博弈理论中的囚徒困境。根本特点是，在信息不对称、无法预知对方选择的情况下，双方都会基于对对方的猜测而作“理性”的、并非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不正之风盛行的宏观环境，强化了这种选择。因此，无视大环境，单要求教育行业“出污泥而不染”，其实是对教师的苛求。

其实，教师们不是没有提供“正能量”。比如，南京某幼儿园的教师在教师节前夕，主动向所有家长发短信强调不收礼。但是，只靠局部的道德自觉解决这一困境并不现实。破除“囚徒困境”，不妨学新加坡做法，明确教师可以收受学生礼物的价值金额。在范围内，理当允许家长、学生和教师之间的礼尚往来。这样增进了彼此的信任，也不至于各方因为红包而纠结。

本报特约评论员刘志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