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曝出，多部委与多套养老方案设计者们召开了为期两天的闭门会议，并在养老制度上达成了多项共识，其中包括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和养老金实行并轨。

以目前的信息来看，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如何调整，延迟退休是否坐实，这些问题仍然充满悬念。近段时间，相关的方案研究、政策讨论马拉松式进行，部委意见、专家声音、媒体与民间舆论交相论辩，但一直不见取得共识。毫无疑问，养老政策太复杂，制度设计上只能是专家所说的“小步慢跑”。

正因为如此复杂，如何考虑全面，确保公共性，成了一个难题。从延迟退休改革意见提出至今，政策设计者们的关注焦点，就是充实养老金，解决钱的问题。背后牵涉到的社会就业、老龄化、人口生育等等，多是在论证“延迟退休”的合理性、不合理性时才变得有意义。而一般人对于退休的想法，各种具体的生活感受，好似无暇被顾及，甚至一些专家们，把无视、抵制这些感受都当成了改革的“勇气”。

不能说这是政策考虑上的天然欠缺，原因在于，如果缺乏广泛的公众参与，问题全面考虑到位就很难做到，也不具备动力，这是一个客观现实。目前的养老政策由人社部主事，而具体的方案设计则委托给了一批专家，虽然方案有不同的版本，有参照、选择的空间，但本质上只是一个技术版本、操作版本的选择罢了。整个养老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或者一个基本调子，又能不能由公众来做出选择，施加影响？

一直以来，公众参与提倡得多，实际有效形式其实相对欠缺，不少关乎国计民生的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途径、形式都不能算充分。有形的、目标单一的政策，如火车票价的制定，法定假日的调整，可以通过听证会、公开征集意见等形式集纳公众意见，而养老政策这类复杂的政策调整，很难做到这一点。原因在于，这类政策对专业性、技术性要求太强，而公众的感受、诉求是天然不专业的，似乎难以找到有效的形式，将公众意见反馈于专业的政策方案设计中。

在类似的社会保障政策中，美国新医保方案同样历经反反复复的过程，说明技术上有同样的复杂性，举世皆然。但反复的过程又同样是利益博弈、声音交斥的过程，毕竟，美国国家政策往往以法案形式推出，无可避免要经过国会讨论、投票的程序，从而间接反映了公众意见。这或许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的人大能否承担相关的政策质询、表决功能？在听证会、公开征集意见等形式外，我们的政策制定能否探索更多形式，让公众参与讨论，让更多数人的意见得到表达，尤其是有效表达？

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途径，公众态度自然成为不专业的“麻烦”，是政策设计者们要说服的对象，甚至表达埋怨的对象，而非尊重的对象，倾听的对象。这种情况下，政策研究难免过度考虑操作上的便利，以及为决策者分忧，反倒忽视了公众诉求，容易陷入精英主义、专家治国的怪圈当中。不管怎么说，养老政策服务所有的人，公众意见不可或缺，绝不能当作麻烦。而类似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为公众参与表达构建有效形式，确保政策的公共性，其实只是开头麻烦，执行的过程反而省去了更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