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认为城管与游商之间是猫和鼠的较量。城管未必不识摊贩之艰，摊贩未必不懂城管之难，但大家都要吃饭，于是在城市这个有洁癖的话语体系中，彼此百般抑郁万般纠结。

1月20日《广州日报》消息说，在广州市城市管理工作年终总结暨部署大会上，城管委提出“设置一些过渡性临时摆卖摊区”的计划，却遭到副市长苏泽群“泼冷水”，苏副市长指出，这“绝对是一种不公平、不负责任的行为”。

若不出所料，苏副市长的实话肯定又会招来口水与板砖无数。但平心静气地想想，在其位谋其政，话不中听，道理却在：给小商小贩设了摆卖区，垃圾难题更是雪上加霜，责任谁担？乱摆卖不交税，又不接受卫生管理，正规业户心生不爽，公平何在？既不负责任又不公平，这样的举措如何经得起公共利益的考量？

但凡事讲究辩证法，城市管理者的难处体谅了，也该关照一下民生多艰。贩夫走卒不到万不得已，谁会放着写字楼不坐，偏要跑到烈日寒风里打游击？他们不好意思坐地乞讨，也没仇视社会打劫路人，放低尊严，落魄谋生，但城市依然不肯宽容——至于垃圾，貌似是摊贩制造的，但实际上恰恰是城市消费的产物，而市民纳了税，处理他们在摊贩处留下的垃圾，怎么说也是政府责任范围内的事情；至于公平，乱摆卖不纳税、不接受管理，这应该是摊贩的损失才对，理论上说，职能部门是提供服务的，纳税且接受管理的正规商家，怎么可能会羡慕那些走街串巷的游商？若真要羡慕起来，答案就只有一个，所谓“纳税且接受管理”的性价比很差，人人恨之入骨——但这又显然不符合“人性化大都市”的身份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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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商是城市公平与责任上的一道硬伤。尤记得去年《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刚出炉时，全国城管执法局长联席会议即表达了与舆论迥异的声音，城管执法局长们并不赞成使用条例中“流动商贩合法化”的表述，并将之视为一种误读——他们担心的，基本也是和苏副市长一个逻辑。那时，我们多会将国际惯例引进来，讲述国外大都会繁盛的跳蚤市场和自由愉悦的小摊贩，以此劝诫我们的城市要包容要多元。但很遗憾，我们城市的一个“秩序”就足以对抗所有辩驳的情与理。

秩序是什么？秩序就是干净、整洁、管理起来顺手，看起来不食人间烟火，最好金箔铺路，富人集居，个个吸进去的是二氧化碳、排出的是氧气。古今中外，权力对秩序的偏好都写在脸上，讲究整齐划一，推崇气势排场，至于那些没法划一、不够气派的，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理由很剽悍，这叫大多数人的权益。游商的日子不好过，恰恰在于他们是“秩序”之外的“少数”，他们只有服从的份儿，只能接受被驱赶的命运——权力有多傲慢，权利就有多卑微。

当我们把“公民社会”四个字缝成城市衣服袖标时，摊贩却在“公平”与“负责”的争执中四处游走。只是，城市的T台上，什么时候站满了走秀的“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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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广州市城管委提出“设置一些过渡性临时摆卖摊区”的计划，遭到了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泼冷水”，他说，像广州这种大都市，在市区里基本开辟不出地方让人乱摆卖，“开了乱摆卖又不交税、又不接受卫生管理，对正规商户造成不公平，同时乱摆卖不接受卫生管理，又是对市民的健康不负责任了。”(1月20日《广州日报》)

客观来说，苏泽群泼的这瓢“冷水”，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因为要照顾到某一个群体的经营方便，就损害更为广泛的社会公平，确实有些得不偿失。对这个建议持否定态度，应该说是一个理性思考的结果。可是一种理性的观点，为什么却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在网上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我觉得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他没有用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理性的观点。

城管与小摊贩之间的矛盾，一直是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如何破解这个矛盾，社会各界都想了许多办法。广州市的城管部门，能够开拓性地提出“设置一些过渡性临时摆卖摊区”这一构想，不管这个建议可行与否，都不能否定其所传达的善意信号。同时，作为弱势群体的摊贩，往往也是社会舆论所同情与关注的对象，苏泽群这种偏激的语言，在许多人看来，显得冰冷无情、缺乏对弱势群体的怜悯之心，不受人待见也在情理之中。

苏泽群对城管部门这一建议的否定，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代表着政府在整合国家与社会机制的一种理性，也就是说代表着政府的理性。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政府理性只有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与批判之下，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作为政府官员，即便真理在握，也应该对其他群体的意见持谦卑的态度、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应该保持谨慎与理性，倘若表达方式欠妥，往往会陷入出力不讨好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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