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例如选拔干部，曾锦春明白，这主要是“一把手”的“权力资源”，虽然也要通过“纪委讨论”，但那只是“形式”。他“依法”介入了，但只将这种“讨论”当做“形式”，来个走过场。作为市委书记的李大伦，还“到处插手招投标”，曾锦春也眼开眼闭，于是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当纪委书记，市委书记也不敢监督我。”

三是贼喊捉贼，乘机整人。例如矿山整治，曾锦春说，他的“钱都投到矿里去了”，本想“把矿开好后再给家里一大笔钱的”，这种官商不分的“矿山”，本身就属整治之对象，让他去负责“整治”，岂非与虎谋皮？又如“大要案协调”，曾锦春说：“有个在广州的嘉禾人称掌握了李大伦一些受贿的情况，……要50万元才能摆平。李大伦对我说，你赶紧把这个案破了。后来就把这个人抓起来了。”如此“协调”，岂非趁机整人？

不难看出，曾锦春的“腐败”，仍是因为滥用权力，并非因为“依法”。所谓“依法”，只是使他获取了腐败的“易发区”或“高发区”的“准入证”，只是让他“名正言顺地介入”这些腐败“易发”或“高发”的领域。

将加强法制建设和反腐败的力度，等同于加大纪检委、公检法、反贪局等纪检部门和执法部门的权力，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纪检、执法部门的权力，依然是权而不是法，只要缺乏监督，照样会被人滥用而导致腐败。只是这种“腐败”比一般的腐败更难对付，因为多了一层保护膜，那就是所谓的“依法”。